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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十七章 秦军困顿、晋军颓势

前秦建元十四年(378年),冬十二月,襄阳城。
自七月中,石越率军自淯水顺流而下,突袭南岸立下营寨,苻丕、慕容垂等人先后率部会师,秦、晋两军在襄阳城下已相持近半年。
前秦的十数万军队并不是毫无作为,襄阳上游,以守为主,防备南岸的晋军依托江中沙洲,潜入北岸沿江湿地后发起的袭扰。
下游,则是主攻方向,秦军以汉淯二水交汇处的大渚水营,配合襄阳城东的南岸围城大营,将襄阳以东分驻晋军的大小江渚逐个肃清。
但襄阳外城失陷后,朱序退守中城,城南的岘山却仍在晋军控制,准确来说是位于襄阳城东南五、六里的岘首山,这使得在襄阳城东扎营的秦军必须分兵设防,无法集中全力攻城。
西晋时,羊祜曾都督荆州,坐镇襄阳筹备灭吴,他最喜登岘山远眺,吟歌饮酒,因受百姓爱戴,死后于岘首山脚为其建庙立碑,称堕泪碑。
岘首山东临汉江,其间险狭处称凤林关,孙坚追击黄祖时,就是在附近中箭身亡。
岘首山也称下岘,在其西侧,就是被称作上岘的万山,两山夹峙,万山北临汉水,其间有柳子关,扼控自西而来的秦巴古道,是东进襄阳的咽喉要隘。
被称作中岘的紫盖山则位于襄阳城西南方,位于檀溪寺以南五、六里,山势蜿蜒向西,北麓是通往中庐的必经之地。
襄阳上游、万山北侧,汉水江面更加宽阔,南岸江渚连绵,难以清剿,城西地形狭窄,被山、水、城、关四面包夹,即便立营也易受袭扰,不利于大军长期驻扎,因此没有成为前秦的重点进攻方向。
已经失陷的襄阳外城,只是中城的城墙、壕堑之外,由市集发展而来的聚落,并没有像样的防御设施作为凭恃。
石越以五千人登陆南岸、攻陷外城,胜在突然,而朱序的无备,前提是秦军在后续部队到达后,以兵力优势封锁北岸,使得襄阳的晋军未能及时得知宛城陷落的消息。
朱序虽然退守中城,可在面对外城以东日渐增多的秦军时,心中仍然底气十足,除了驻扎在岘首山的桓戎分担了一部分压力,还有西城、鱼复两个方向对秦军的阻滞,而岘首山没被攻下,江陵方向的晋军就可以随时北上增援。
桓戎出身铚县桓氏,此前担任东晋新野太守,在前秦大将杨安的侵袭下,失地后退到江南屯于岘首山,以期戴罪立功,他早年曾随父亲桓宣先后驻守过襄阳、岘山,他的曾祖父桓诩担任过义阳太守,新野郡是在西晋末年由义阳郡中分立出来。
而朱序就是义阳平氏人,他的父亲朱焘在庾翼麾下任司马时,与桓戎的父亲桓宣颇有交情,两家可以说是几代人的故交。
驻守鱼复的则是毛穆之、毛球父子,毛穆之曾在庾翼麾下任参军,与朱序的父亲朱焘是同僚,两家同样是旧交。
西城守将是领魏兴、晋昌二郡太守的吉挹,杨亮父子被桓冲召去上明入其幕府任职后,西城的防御就已是摇摇欲坠,前秦以韦钟入汉中担任梁州刺史,苟池、毛当、王显等人将兵进驻武当,西城东、西两路遭到断绝,陷落已进入倒计时。
鱼复方向也是经过数次拉锯,前秦夺取梁、益二州时,桓温刚死不久,东晋因为梁州刺史杨亮、益州刺史周仲孙各自弃守,桓冲调毛穆之、毛球父子入蜀救援巴郡,却因军中缺粮,前秦宁州刺史姚苌又从成都方向进抵垫江,二人只得放弃继续向南进兵,被迫从巴西郡退回巴东郡。
巴郡与巴西郡、巴东郡合称巴、三巴,与蜀郡合称巴蜀,治所位于江州县,垫江位于江州以北。
前秦夺取梁、益二州次年,蜀人张育、杨光起兵反秦,遣使向东晋称藩。
东晋方面,竞陵太守桓石虔与江夏相竺瑶联兵三万奉命攻蜀,戍守垫江的前秦宁州刺史姚苌兵寡不敌,率部撤退到成都郡东北、广汉郡东南的五城,五城县得名自汉代所置五仓。
当时,杨安镇守成都,遭叛军首领张育、杨光与巴獠酋长张重、尹万引军数万围攻,形势危急时领军入蜀救援的邓羌赶到,先与杨安配合击败发生内讧的叛军,随后又汇合姚苌,在五城东南方向的涪西,大败桓石虔、竺瑶,迫使二人退回巴东。
竺瑶出任江夏相时,接替的就是朱序,当时因钱弘等人聚众作乱,朱序迁为吴兴太守,前去平叛。
而一声“桓石虔来了”,就能将患疟疾者吓得病愈的桓镇恶,此败之后也是沉寂数年。
朱序守襄阳时,苻丕久围无功,于是前秦在梁、益、兖、豫、淮南等地,从东、西各线接连发动攻势,对东晋前沿进行牵制,桓石虔也被调任南平太守离开前线,南平郡治所作唐与桓冲移镇后的上明都在江南,中间就隔着由公安分置而来的孱陵、江安。
江陵在桓冲移镇后,守将是由淮南太守迁为南郡相的彭城人刘波,刘波表字道则,他的祖父刘隗在东晋建立之初官拜御史中丞,进位侍中,封都乡侯,之后出任丹阳尹,与尚书令刁协一同受到元帝司马睿倚重,抗衡琅琊王氏等门阀势力,以加强王权。
刘隗的伯父刘讷,与石崇、陆机、陆云、刘琨、潘安、杜育、左思等人并号金谷二十四友,为西晋顶级名士。
王敦之乱时,就是打着“清君侧”旗帜,以讨伐刘隗、刁协为名,起兵攻打建康,王敦入建康攻至台城后,司马睿派兵保护刘、刁二人出逃。
刁协逃出建康不远,未及过江就在途中被随从所杀,割去首级向王敦请功,他的儿子刁彝后来报仇,以仇人首级在刁协墓前祭拜,得到有相似经历的桓温赏识。
可刁彝真正得到重用,却是在担任吏部郎时,投靠了筹谋抗衡桓温的顶头上司吏部尚书谢安之后。
刘隗则是出奔到后赵,王敦之乱平息后也未返回东晋,石勒病故时,后赵发生内乱,刘隗时为石虎的长史,随从讨伐石生,在潼关被石生部将郭权击败,与担任石虎前锋的石挺一同战死。
刘隗死后,他的儿子刘绥、孙子刘波仍留在后赵仕官,到石虎死后,刘波才归附东晋。
枋头之战后,桓温诿过于豫州刺史袁真,引发寿春之乱,袁真病死后,其子袁瑾被拥立继任豫州刺史,向前秦求援,桓温自广陵出兵讨伐,苻坚派王鉴、张蚝救援,被桓伊与桓石虔、谢玄联合击败救援。
桓温攻克寿春后,桓伊由淮南太守迁为西中郎将、豫州刺史,刘波接任淮南太守驻寿春。
桓石虔由南顿太守迁为竟陵太守,接替与袁真同乡兼表亲的邓遐。
谢玄则是从桓温幕府转任荆州,在桓豁麾下任司马、南郡相,在谢安独掌辅政大权后又被征召入朝,出镇广陵组建北府兵。
而接替谢玄,出任南郡相的又是刘波,从这两次的任命,不难看出刘波在东晋不上不下的尴尬处境。
庾翼死前,表荐朱焘为南蛮校尉,率兵千人戍巴陵,来保障接任其荆州刺史之位的次子庾爱之的退路。
朱焘赴任时,妻儿一同随行,其妻韩氏随丈夫长期屯驻巴陵,积累了不少军事方面的经验,朱序从小也是耳濡目染。
巴陵北临长江,西连洞庭湖,南依芙蓉江、汨水,是西晋灭吴后,分下隽西部所置。
上游,江北是州陵,得名于西周时的小诸侯国,春秋时州国为楚国吞并。
西晋灭吴,杜预平定荆州,将南郡的江南部分改为南平郡,分孱陵置江安,又分江安置南安,南安以西就是南平郡治所作唐。
下游,分别是蒲圻、下隽、沙羡(音同移)、武昌,东吴时,孙权将武昌分为左右两部,以吕岱为右部督,辖武昌至蒲圻。
赤壁之战就发生在蒲圻西部,蒲圻得名于蒲圻湖,意为生长蒲草的岸边,东吴时属沙羡。
下隽在巴陵东北,始置于西汉,因隽水得名。
夏口位于江北,是汉水汇入长江处,因汉水自沔阳以下古称夏水而得名。
沙羡在江南,治所位于夏口城以南的涂口,因涂水得名。
东吴孙权依黄鹄山筑城,隔江面对夏水入江之口,以此得名夏口城。
沙羡往东是鄂渚,其中大小湖泊相连,鄂渚再往东就是孙权所立陪都武昌。
西晋灭吴后,重设因沙羡侯孙壹降魏后废弃的沙羡,从涂口移治到夏口城。
苻丕攻襄阳同年,荆州水、旱、时疫交替,桓冲入镇荆州后又征兵、发劳役,人口流散,沙羡再度废县,与东吴时旧治涂口以南的沙阳合并,沙阳县治所位于沙阳洲,地处蒲圻湖以北。
桓冲在江南的上明集结了七万大军,却不敢去救襄阳,而在江北的江陵,刘波只有八千兵,反接到命令被迫北上救援。
自江陵北上襄阳,要经当阳、长宁、乐乡,还要北渡蛮水,再经宜城,继续北上走岘山东侧,一路跋山涉水不说,出凤林关就是直面前秦在襄阳城外的数万大军。
蛮水也称鄢水、夷水,鄢是古称,位于宜城西南,与宜城东南的鄀,分别曾是春秋时楚国的陪都和都城。后来,因为夷水的夷,与桓温父亲桓彝的名字同音,遂取蛮、夷同义,改称蛮水。
秦军因为岘首山的晋军桓戎部,分遣侦骑在山外,昼夜轮番监视整个下岘,刘波这八千人失掉出其不意,哪里还是去当救兵?完全是去送死。
东晋有水军优势,刘波到了乐乡完全可以上船由汉水溯流北上,乐乡不远就是竞陵郡治所石城,找水军帮忙运兵,完全不是问题。
实际上,光这八千人马,以及相应规模的补给,如何输送并掩藏行迹,对于当时的水上运力就是个大难题。
由于江北淯水流域的樊、邓、新野、宛城等地,当时都已被前秦占据,于是竞陵郡北部相邻的义阳郡就成了新的前线,桓石虔却从竞陵改任南平,带走了不少精锐,石城、乐乡两地自顾不暇。
更糟糕的是,朱序丢掉襄阳外城的时候,泊在水寨的百余船只也被前秦俘获,如果只是走舸一类的小船,那完全不值一提,可这些都是大舰,最差的也是艨艟这等用来突击的中坚舰型。
反观秦军,在襄阳俘获的大船,配合石越从宛城带来的船只,全力用于运载,一次就能摆渡七、八千人,再辅以汉淯水道交汇处的大渚水寨,这才使秦军控制了襄阳以东的水面。
而襄阳城西侧,因为南岸江渚众多,其间汊道复杂,大船进去转向不便,秦军换乘小船,水上散兵式的作战能力又不如晋军。
这还有襄阳以西地形狭窄、淤湿,既不适合大军驻扎,也不方便北岸供应补给的缘故,可一旦决定不计损失的合围襄阳发动强攻,秦军也不是没有肃清上游的能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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